走进复旦老校门，左拐颠末档案馆，即是100号楼。这幢楼曾是复旦大学汗青系（以下简称“汗青系”）的办公楼。1950年代末，楼内还曾短暂存正在过一个名为“复旦大学汗青研究所”的机构。它取远正在徐汇的上海社会科学院汗青研究所（以下简称“汗青所”）有着疑惑之缘，是由汗青所并入复旦后组建的。此次归并，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汗青讲授、科研的一次立异测验考试，也成绩了一段学术合做的美谈。关于这段过往，余子道先生曾撰回忆文章、研究员曾有阐述（余子道：《上海史学界两支步队的一次全面整合——复旦大学汗青系取上海汗青研究所归并经纬》，余子道著：《余子道文集》，1201-1207页；：《故纸取旧事：上海社会科学院汗青研究所所史文论集》，286页）。近年，笔者因撰写汗青系系史论文，汇集不少“复旦大学汗青研究所”材料，故撰此小文，沉述这段不为人知的旧事。1956年10月，中国科学院上海汗青研究所筹备处成立，是为汗青所之前身。1958年8月，上海市委汗青所取汗青系归并。中科院上海处事处党委王仲良、汗青所奚原、徐崙多次赴复旦磋商归并事宜，他们报告请示称：“起首正在组织上归并起来，九月底已将关系转去，对于涉及汗青所正在归并中的一些具体问题，互换了看法，预备召开复旦汗青系总支委员会会商，一俟校党委核准正式归并方案当前，即动手进行归并的具体办法。”正在具体工做方面，汗青所遵照复旦校党委：“原有的研究打算，仍继续贯彻，并取汗青系的科学研究打算归并成为一个科学研究打算，取复旦汗青系除积极采纳归并办法外，并加入系总支组织的学术思惟。”（《中国科学院上海汗青研究所筹备委员会1958年9月份工做》，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B181-1-268-41，以下援引档案仅写落款、档号）这意味着，归并后，汗青所的组织关系并入复旦，但保留原有研究打算。系、所配合制定新的研究打算，汗青所编制和经费仍归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办理。同年10月25日，汗青所正式迁入复旦。（《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委员会关于将上海经济所、上海汗青所的编制及经费全数从分院项下转划给社会科学院担任的演讲》，A23-1-269-40）自1958年10月“复旦大学汗青研究所”成立到1959年9月底迁至上海社会科学院，前后正好一年。正在此期间，汗青系和汗青所开展了不少学术合做。汗青所筹建之初，即有取复旦汗青系合做的设想。《筹建汗青研究所》演讲建议：“目前我院正在上海的汗青学研究力量上有李亚农一人，因而研究所的成立要采纳和复旦及华东师大合做的体例，由传授兼任研究员。”（《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委员会筹备委员会关于正在上海筹建汗青研究所的演讲》，C43-11-2-41）归并后，系、所的分工是：“汗青系紧抓讲授预备工做和教材扶植，汗青研究所大搞科学研究。”（《汗青系紧抓讲授预备工做和教材扶植，汗青研究所大搞科学研究》，《复旦》1959年2月14日，第2版）两边一同开会、安插研究打算、举办学术。正在1959年2月24日的大会上，“汗青研究所代表刘仁泽正在会上提出了本年的科研目标，如编写《帝国从义侵华史料》《五四活动正在上海》《英国正在上海侵略史料选译》等书，继续编纂《1911-1926年大事史料长编初稿》300万字”。（《汗青系师生跃马前进》，《复旦》1959年2月27日，第2版）3月，汗青系、汗青所又决定结合举办学术，“正在之后的几周内，连续有谭其骧传授《论曹操》、陈守实传授《论曹操取张鲁的关系》、周谷城传授《哲学取史学》、周予同传授《》、陈守实传授《公共财富之史的调查》等专题学术演讲”。（《汗青系教师决心活跃学术空气》，《复旦》1959年3月20日，第2版）同时，汗青所研究人员还正在复旦开课，如“刘力行教学中国史，汤志钧协帮周予同教学中国史，徐崙向学生们做关于若何使用唯物从义研究汗青的学术演讲，程先天给中国近现代史教研组青年教师讲一二·九活动汗青，洪廷彦引见参取编写田家英掌管的《中国史稿》现代史部门的环境和经验”。（余子道：《上海史学界两支步队的一次全面整合——复旦大学汗青系取上海汗青研究所归并经纬》，1205页）此外，两边还一同编写《中国通史》《世界通史》教材、编撰《大事史料长编》、撰写工场史、史。《复旦》校刊报道：“汗青系师生取汗青研究所的同志们将慎密合做，积极开展各类科学研究勾当，他们将对“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中的某些主要问题，进行具体研究，并借此提高“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的教材质量。他们将继续深切工农业出产现实，编写工场史、史。”（《汗青系紧抓讲授预备工做和教材扶植，汗青研究所大搞科学研究》，《复旦》1959年2月14日，第2版）报道中，合做修订通史的打算颇值得留意。修订《中国通史》《世界通史》教材由汗青系师生取汗青所研究人员配合鞭策。此次修订取1959岁首年月复旦校内掀起的“、解放思惟，大学生本人脱手编写大学教材”的活动亲近相关。（沈沉：《首届五年制本科生的校园糊口》，李国强从编：《复旦岁月》，第38页）1959年2月，“历四同窗正在党支部的间接带领下，成立了四个组，共同教师编写《中国通史》《世界通史》《汗青地图》，和协帮汗青研究所拾掇取编写《大事志》”。（《汗青系同窗遍及订定跃进公约》，《复旦》1959年2月21日，第1版）胡绳武先生正在总结国期间复旦汗青系成绩时也说：“我们组织了大部门教师和大部门四年级同窗，开展了中国、世界两部通史的教材编写工做，通过这项工做，青年教师获得了很大的提高。同窗们工做的能力，也获得进一步的熬炼，不少同窗更正在汇集材料编写通史的根本上，撰写了特地论文。目前这两部通史的编写，根基上曾经完成，并已起头印刷利用”。（胡绳武：《汗青系飞跃的十年》，《复旦》1959年10月9日，第3版）杨宽先生也参取编纂《中国通史》，担任“原始、奴隶社会部门”，共十五万字。（贾鹏涛撰：《杨宽纪年事辑》，第211页；《关于上海博物馆副馆长杨宽拟兼任复旦大学传授的通知》，B34-2-206-3）这两部通史连同《日本通史》《中国农人和平简史》《清代地舆讲授挂图》共有370万字。（《挂帅干劲脚，世人拾柴火焰高：中文系汗青系群众性科学研究开花成果》，《复旦》1959年12月26日，第2版）师生们“正在编写过程中，中国史充实留意到各兄弟平易近族正在祖国汗青成长中的感化；世界史则充实留意到亚洲人平易近正在人类汗青成长中的伟大贡献”，此外各教研组还环绕古代史分期、农人和平等问题展开会商，并撰写专题论文。这两部通史完成的时间正在1959年10月前后。（《编写中国通史世界通史，复旦汗青系师生通力合做》，《解放日报》1959年6月7日，第3版）现在，从汗青系材料室中可检出名为《中国通史》的自编教材，其部门章节为铅字印刷，部门章节为手稿，且笔迹纷歧。因该教材章节不全，且无序言和出书消息，故尚难完全确定它就是汗青系、汗青所合编的《中国通史》。复旦汗青系师生亦参取汗青所的研究打算，协帮编纂大事史料长编。这部大事长编“是奉的秘书田家英同志之意而设立的特地项目，目标正在于为未来编纂大型中国史材料集做预备。编纂工做于1958年起头，历时三年，1961年完成。中国科学院将此项使命的部门工做，交给上海汗青研究所学者承担”。参取编纂的汗青所学者有：刘仁泽、任建树、傅道慧、吴乾兑、金曾琴、齐国华、王天成，汗青系师生亦参取此中。（熊月之、傅德华：《序》，中国科学院上海汗青研究所、复旦大学汗青研究所编：《（）大事史料长编》第1册，第1页）编纂工做起头前，汗青所派出四位学者赴南京调查中国科学院汗青研究所第三所南京史料拾掇处编纂“1927-1949年大事月表”的环境。调查归来后，汗青所制定了《1911-1926年中国大事长编的工做方式（草稿）》，并于1958年暑期取复旦汗青系学生一同编纂史料。（《中国科学院上海汗青研究所筹备委员会关于1958年7月份跃进的环境》，B181-1-268-39）参编史料集的学生共有30人，他们从7月底工做到9月初，共抄写卡片180万字，编写大事志初稿108万字。汗青所的演讲书总结：“整个工做历程，大体为带动预备、摘录卡片、编写初稿三个阶段，同窗们正在工做过程中热情很高，干劲甚脚，每人摘录一个月的卡片，少正在九百余张，多至一千五百张，初稿编写正在四至五万字摆布。”（《中国科学院上海汗青研究所筹备委员会关于1958年8月份跃进的环境》，B181-1-268-40）1958年11月和1959年春节期间，汗青所又两度取复旦学生合做编纂史料，并于1959年5月编成初稿”。（《中国科学院上海汗青研究所筹备委员会1959年1月份工做》，B181-1-268-44；《中国科学院上海汗青研究所筹备委员会关于筹备工做的环境演讲》，A23-1-269-34）得益于汗青所紧邻徐家汇藏书楼的劣势，师生们翻阅《时报》、《新报》等报刊、卡片、编写条目标工做大多正在藏书楼完成。（徐洁人：《藏书楼的新动静》，《文报告请示》1959年9月14日，第6版）据考据，参编《大事长编》的汗青系同窗有李华兴、李祖德、陈申如、程栋、刘精诚、蒋公杰、樊树志等。（：《故纸取旧事：上海社会科学院汗青研究所所史文论集》，第20页）这部《大事长编》完稿后以油印本存世，2008年影印出书时取名为《（）大事史料长编》。它丰硕了学界对北洋期间史事的领会，是“十七年史学”期间主要的纪年史。此次编纂使命赐与汗青系学生贵重的实践机遇，促使更多青年学生投身到史料拾掇和汗青研究中。现实上，此类合做还有不少，这取其时激励撰写工场史、史、村史、家史的“四史活动”不无关系。1958年3月，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提出“厚古薄今、边干边学”的标语，掀起了哲学社会科学的海潮。（《陈伯达谈哲学社会科学若何跃进》，《》1958年3月11日，第7版）此后，上海汗青学界召开多次座谈会，从导思惟从“汗青科学为出产办事”逐步转向“兴无灭资”的学术“”。（《“厚今薄古，边干边学”方针指出了我们学术思惟的和役标的目的——上海社联召开“厚今薄古，边干边学”座谈会纪要》，《学术月刊》1958年第5期）正在此空气下，史学界倡导撰写工场史、史。（赵庆云：《专业史家取“四史活动”》，《史学理论研究》2012年第3期）此外，其时正实施“半耕半读”“半工半读”，“教育取出产相连系”的方针，激励高校师生深切农村、工场劳动，此举刚好为撰写厂史、社史创制了前提。（《发刊词》，《小高炉》1958年10月15日，第1页；《劳动是大学生必修课程》，《解放日报》1958年10月24日，第3版）中国史学会上海分会三次开会会商工场史、史的编纂问题，召集复旦、华师大、上海藏书楼、上海师院、上海社科院的学者以及工人、农人代表交换经验。（《中国史学会上海分会会议记实》，C43-2-180-1；《中国史学会上海分会会议记实》，C43-2-180-108）其时编纂工场史的目标是用斗争的汗青、以忆苦思甜的体例来教育工人阶层，提高群众的从义，推进学问的思惟，加强他们的群众概念，进而学会理论联系现实。（《写好工场史》，《解放日报》1958年12月16日，第4版；沈国芳：《把工场史搬上舞台》，《劳动报》1959年3月11日，第5版；上烟一厂工人创做组：《从“烟草大饼”谈开去——如何编写工场史？问题正在哪里？》，《劳动报》1959年3月21日，第6版）因是，下厂的首要目标是劳动，其次才是编史。据汗青系姜义华先生回忆，其时他们需要到工场劳动，参取资产阶层小我从义，并开展学生编书勾当。（姜义华，熊月之撰稿：《姜义华汗青》，第3-4页）正在这一波写史中，汗青系和汗青所师生深切大中华橡胶厂、上海第二纺织机械厂和虹桥人平易近，取工人、农人同吃同住，配合编纂了厂史、社史。《大中华橡胶厂厂史》和《第二纺织机械厂厂史》的草稿现存汗青所，据引见“该当纯真是复旦大学汗青系学生的，但那是正在两家归并期间，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复旦大学汗青研究所即本所前身的，由于归并后两边曾配合制定1959年工做打算，而两书明列此中”。（陈雁、拾掇：《旧稿拾遗：上海工场史料两种》，第2页）2019年这两部厂史以《旧稿拾遗：上海工场史料两种》之名拾掇出书，昔时率领学生编史的汗青系党总支副余子道先生回忆：“系党总支正在1958年春按照学校党委的，规画和组织正在读的二、三年级学生，别离到市内的一个工场边干边学，加入出产劳动，进行厂史查询拜访研究和下层工做的熬炼，打算为期半年”、“我于大中华橡胶厂，取同窗们一路进修、劳动、查询拜访研究，几度修订厂史的编写纲领和框架布局，以及文稿的审读。我还担任联系第二纱纺织机厂厂史的编研工做，自始至终积极参取其事”。（余子道：《走出“史学界”学子编厂史——史学专业教育的一次无益摸索》，陈雁、拾掇：《旧稿拾遗：上海工场史料两种》，第2、6页）这申明，两部厂史的编纂从力是汗青系学生。汗青系二年级的80多位同窗和10多位教师担任撰写《大中华橡胶厂厂史》。截至1959岁首年月，他们曾经撰成40多篇，10万余字，此中“全数厂史打算分为两部：第一部是以汗青片段和汗青故事为表述形式的厂史；第二部是论述和总结三十年来成长汗青的厂史”。一部门于1958年11月底正在上海汗青研究所的徐家汇办公楼展出。（《历二下厂同窗大写工场史》，《复旦》1958年12月3日第200期，第2版）帮教吴瑞武是大中华橡胶厂编史组的带队教师，他“和其他教师一路，敏捷把各类材料拾掇得杂乱无章，使大师感应很是便利。等同窗写出多量当前，他又和其他教师一路，热情地帮帮点窜提高，使很多同窗的‘厂史片段’正在报刊上颁发，有的还被选入专册”。（《正在斗争中成长——记汗青系青年教师吴瑞武》，《复旦》1960年4月27日，第2版）还有同窗连系查询拜访到的史料，撰写《从大中华平易近族资产阶层的两面性》、《大中华取邓禄普之争申明了什么》等论文，遭到史学界的好评。（《写工夏历史，受阶层教育：上海师院等校汗青系师生正在编史工做中获得提高》，《文报告请示》1959年1月21日，第2版）汗青系三年级师生共38人担任撰写《第二纺织机械厂厂史》，他们打算将厂史分为两册：“第一册写解放以前工人正在党的带领下，和日本帝国从义、斗争的英怯史迹；第二册写解放后工人正在历次及中的史诗”。（《为办事，为出产办事：汗青系师生编写工场史、史》，《复旦》1959年1月1日，第4版）汗青系学生下厂后，听取了厂史组关于编写厂史问题的演讲，随即分为十三个专题小组，拜候了六七十名老工人，写成厂史片段，打算正在1958岁尾完成厂史初稿。（《标的目的仇家，大干特干：历三同窗大搞工场史》，《复旦》1958年10月4日，第4版）加入过编史的华士珍回忆：“大要1958年岁尾1959年岁首年月，系里曾组织编写了《中国纺织机械机厂厂史》。朱永康（原文如斯）教员率领，四五位同窗加入，最初由朱教员执笔写成五六万字的稿子，几小我分头刻印”。（华士珍：《正在上海社科院汗青所的日子》）不难看到，《第二纺织机械厂厂史》是由学生汇集材料，汗青系教师担任撰写的，1959岁尾已根基定稿。（《汗青系科学研究传捷报》，《复旦》1959年11月30日，第2版）取此同时，汗青所现代史组的研究人员和汗青系同窗还合做编写了《虹桥人平易近如何人平易近化道（初稿）》一书。1958年11月，15名复旦汗青系学生和13名汗青所研究人员前去“虹桥人平易近曲属第终身产队”劳动。11月全体劳动，12月上旬搞宣传工做，策动农人写社史，12月下旬集中力量、汇集材料、撰写提纲，很快完成初稿。（：《〈虹桥人平易近怎样人平易近化道（初稿）〉是如何写成的？》，号“上海史研究通信”，2023年1月24日）1959年4月，复旦学生再度赴虹桥镇查对史料，做进一步修订。（俞兆鹏：《学术风气的熏陶》，李国强从编：《复旦岁月》，第61页）正在编纂社史的过程中，汗青系师生还采纳“用实人实事编出连环画展览，组织流动宣传队正在田头说唱，正在联欢会上表演，出书社史黑板报，用典型史实编写扫盲识字讲义，个体拜候和召开座谈会”等形式指导农人回忆斗争史，较好地阐扬了社史教育群众的感化。（《如何编平易近史？》，《文报告请示》1959年1月13日，第2版）“复旦大学汗青研究所”存正在时间很短，1959年9月底即划归上海社会科学院，迁回徐汇，改名为“上海社会科学院汗青研究所”，为期一年的机构归并自此画上句号。时间虽短，这段机构归并的过往是国度推进汗青讲授、科研的一次无益摸索。师生通力合做，共史的事迹彰显了“十七年史学”期间青年一代学人摸索新史学的兴旺热情。随后的60余年中，系、所合做并非中缀，两边正在工运史、上海史、海外中国粹等范畴开展普遍合做，为后中国史学事业的成长、史学人才的培育做出相当贡献。回顾来时，群星的闪烁自遥远的岁月，那不灭的微光，会前行之，昔时出现出的涓涓细流颠末一甲子的成长，逐步汇做磅礴向前的学术江河。